题记：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跨界”，建筑业农民工在一个临时“劳动空间”内，远离家乡和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工地之外是陌生的城市和生活，由此也与“新工头”产生了一定的依附关系；由王国强、朱嗣灿、杨世界等为代表的“新工头”群体，正活跃在今天中国的各个建筑市场上……
正准备升空作业的王国强
“身高”米、总建筑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的盛达金城广场，坐落在兰州市天水中路，这个未来的城市综合体因规划有五星级宾馆、5A级写字楼、酒店式公寓、影院、餐饮、会议厅及商业、超市等复杂功能，还未建成就已经成为城市“地标”。
在别人眼中，手下曾只有2名工人的王国强，是工地上“最初级”的“包工头”。
“我和工人们一起干活，还要操心很多事。”早上7点半，王国强就来到工地，和一名工人跨入2米宽的吊篮，先系好自己的安全带，又转身帮身边工友系紧卡扣，准备开始一天的高空作业。
“吊篮每秒最快上升9米，中间要不断调整平衡，走走停停升到楼顶要近1个多小时。”王国强一面拂去尘土按下红色的起升按钮，一面对《工人日报》记者介绍道。
盛达金城广场目前已经完成主体封顶，正在进行外幕墙的施工。和王国强一样，同样“挂”在工地上的，还有“升级版”的“新工头”——朱嗣灿，他们已经发展起自己的劳务公司，与西南、西北各大城市的许多地标性建筑项目工地都有合作，必要时可以调集几百到上千人的施工队伍；
也有“专业版”的“新工头”——杨世界，他们带领着一支专业化的幕墙勤洗保洁队伍，虽然仅有10多人，但几乎“承包”了兰州市所有超高建筑的外墙保洁。
王国强28岁，朱嗣灿40岁，杨世界43岁，虽然规模不等、收入有差异，但他们几乎可以视作今天中国建筑领域“新工头”的代表。之所以“新”，是因为他们与传统意义里“包工头”有许多的不同。
“新”与“旧”可以从年为界。当时，原建设部就提出3年内逐步取消建筑领域的“包工头”，农民工要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劳务企业或其他用工企业直接吸纳，此后，过去那种随意用工、管理混乱、克扣工资的传统“包工头”开始逐步失去“市场”。
到年，随着“营改增”的全面实施，也给建筑施工企业的“包工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此后，只有财务管理完备、用工规范、资质达标的劳务公司，才能进入建筑领域，传统的“包工头”只能退出历史舞台。
年3月，住建部和人社部下发并实施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建筑企业不得聘用未登记的建筑工人。在许多人看来，传统的“包工头”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用工形式更加没有了生存土壤……
那么，王国强、朱嗣灿、杨世界为何还会被视为“新工头”，他们又“新”在何处呢？
“带更多的人，包更大的活”：一位农民工的“职业愿景”
北票市，是辽宁省朝阳市代管的一位县级市，王国强的家就在那里。
在地图上，从北票市到兰州的直线距离有多公里。王国强说，“我们都是坐飞机过来。如果坐火车，要倒几趟车，坐几天几夜。”
初中毕业，17岁就在沈阳的建筑工地做“点工”，工资干一天算一天。王国强说，自己做学徒的时候，工资也少、胆子也小，站在吊篮里，升到十几层都会害怕。
两年前，朱嗣灿所在的重庆恒晟建筑劳务公司邀请他来兰州，王国强就带了两位同乡“飞”了过来。
两位同乡一位30岁、一位43岁，虽然都比王国强年长，但收入比他少。王国强干一天是元，两位同乡是元，此外，项目工地管吃管住。
“多出来的元，就是操心钱。”严格点说，王国强更像是车间里负责施工的班组长，两位同乡工友，每天干什么活，干了多少，干的怎么样，都由王国强负责；但不同的是，他比普通班组长要操更多的心，材料、工具、劳保用品等等，都由王国强去项目工地申领，工程质量也最终由他负责。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他更像是“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中的，独立经营体的负责人。
传统的“包工头”领了工钱，再负责发到农民工手中，现在的工资都是由建设方直接发到每个人的银行卡里。这是，王国强作为“新工头”与“前辈们”最大的区别。
其实，一天元也仅仅是王国强收入的一部分。他在“入场”施工前，就和上一层的施工承包方有“协议”——虽然是口头约定，但也是行规——工程款的20%左右是质量保证金，等工程验收合格才能发到他手里。所以，王国强对工程质量特别认真，“质量不合格不仅拿不到钱，还要自己贴钱返工呢……”
年底，王国强拿到了“包活”的年终利润——3万多元，这是他的个人“包工”所得，两位同乡也认可，“这就是他该拿的钱。”王国强也最多在逢年过节时，请同乡吃吃饭、喝喝酒，以此维系彼此的劳务关系。
从初来工地打工的农民，到成为“最初级”的“新工头”，王国强经历了六七年时间。现在，靠着出来打工的日工资和年终利润，他在家乡盖新房、娶妻生子。
对于未来发展，王国强的“职业愿景”非常简单，“再领更多的人，包更大的活”“成为一位更大的新工头。”
其实，来到盛达金城广场的项目工地后，王国强的“队伍”已经开始壮大了，来自河北邢台的43岁农民工刘*锋，最近加入了王国强的“班组”。刘*锋说，“我现在做小工，干些力活，1天也有元。”
对于自己的未来发展，王国强很自信：“我干活质量好，甲方都挑不出毛病；还有，我现场的文明施工管理得好，什么都是井井有条，业主、监理都很放心。”
“完成了公司化治理”：两位“新工头”的进化史
“我正打算在兰州买房子，以后在兰州安家养老了。”43岁杨世界，言谈间似乎有一点“功成归隐”的感觉。
与“最初级”的王国强比起来，杨世界是更“高一级”、也是“更专业级”的“新工头”。因为幕墙清洗的“高风险性”，“工人们50岁以后就干不了，我们也爬不动了，每天用吊绳、吊板将人吊到几十层高的工作位置上，就是个‘蜘蛛人’，有时候我们也得跟上去，年龄大了真不敢干。”
16岁就出来在建筑工地打工，当过“小工头”，后来又开过饭馆，再后来就开始“包活”，年加入重庆速维幕墙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那一年，正是建筑领域“包工头”的“新旧分界点”，承包着兰州市场的杨世界，也逐步完成了一位“包工头”的“公司化治理”，在许多甲方单位看来，他还是一位“大工头”。
做幕墙需要有专业资质，有整套的安全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制度，但杨世界的手下没有一名工人。
一个项目需要少则五六名、多则十几名工人，他联系着好多像王国强那样的“小工头”，用杨世界的话说，“我们都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与速维幕墙类似，重庆恒晟建筑劳务公司成立于年。虽然，朱嗣灿的公开身份是恒晟的副总经理、兰州办事处的主任，但不论是在甲方眼中，还是在身处“下线”的王国强看来，他就是一位已经进化为劳务公司的“新工头”——从甲方施工单位承包工程，再切割、分包给众多像王国强这样的“小工头”。
可以调集几百、上千人的施工队伍，也要承受资金周转和工程质量、工程款拖欠等等的压力，朱嗣灿说，“包工程的活，现在越来越不好干。”
18岁高中毕业，就在建筑工地干小工、做力活，后来开始做现场主管、技术负责，再“包活”“包工程”，朱嗣灿干过“最牛”的活，是北京的鸟巢和水立方；待过最久的地方是兰州，从年进入兰州市场，他参与过许多超高建筑的施工。
在许多人眼中，朱嗣灿就是一“牛人”，他不仅看得懂图纸、计算好工程量，甚至能够找出设计中的缺陷，还创新了许多的施工法，他自己说，这是工地上摸爬滚打20多年积累的本事；但他的“合伙人”说，“他学得这点能耐，花了上百万的‘学费’。”
相比于王国强，朱嗣灿和杨世界的收入要高很多，“一年有个小几十万，好的时候也有上百万。”但作为“专业版”或“升级版”的“新工头”，他们相比王国强多一层“资金压力”——农民工的工资都必须现付、月结，特别是去年开始实行农民工工资支付“实名制”后，如果甲方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就会有大笔的“工钱”垫付进去。
“劳务分包制”，为何依然存在
建筑工地中普遍采用“劳务分包制”由来已久，“包工头”也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称呼，但有关人士指出，更准确的称呼其实应该叫“劳务带头人”。
“新工头”和农民工，是建筑领域劳动力组织方式的两个环节，一名“新工头”以血缘、地缘、工友等方式联系组织着几十名、上百名的农民工。不管劳务经过几层转包和分包，最终都需要由“新工头”负责具体生产的组织管理，这适应了农民工就业流动性、临时性的特点，由此也造成了事实劳动关系的模糊和混乱。
在建筑工地干了10年有余，从学徒到“小工头”，王国强至今不知道社保“是个啥”，他带来的工友也不知道，因为高空作业，他们知道上一层的“发包方”会为每人买保险——商业性的意外伤害险，“一季度一买，一次上千元，一年要多元。”“如果有意外伤害，赔付也非常高。”
“现在建筑行业都缺劳力，活很多干不过来，谁给得钱多，农民工就去谁家的工地干。”在上一级的“新工头”朱嗣灿看来，“没有办法给他们买社保”，“农民工自己也不愿意。”
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跨界”，建筑业农民工在一个临时“劳动空间”内，远离家乡和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工地之外是陌生的城市和生活，由此也与“新工头”产生了一定的依附关系。“新工头”也由此在劳动所得之外，有了一笔“额外”收入；建设单位也在这种“劳务分包制”的生产组织方式中降低了劳动力的管理成本、福利成本。
从年起，经历15年的发展，从劳务队到现在的劳务公司，从体制上来说，曾作为“包工头”的朱嗣灿和杨世界已经基本完成了“公司制”的进化，但传统“劳务分包制”的实质还没有根本改变，他们还需要更多王国强这样的“小工头”支撑发展。
现代企业公司，需要有完善的法人制度、出资者有限责任制度和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更主要的还要有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一句话，就是要把“流动性、临时性的农民工”变为自己的员工，建立明确清晰的劳动关系。目前，对于朱嗣灿和杨世界来说，迈入现代企业公司的路，尚不知在哪里？
对于王国强来说，带更多的人，包更大的“活”，最终发展为劳务公司的愿景，现在也很难实现。一位业内人士说，给农民工垫付工资，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金支持，现在“小工头”不可能再像上一代“包工头”那样完成这种“原始积累”。
由王国强、朱嗣灿、杨世界等为代表的“新工头”群体，正活跃在今天中国的各个建筑市场上，但由此带来的劳动关系的复杂与隐忧也伴随着建筑业的艰难发展。（工人日报记者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