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白狼春秋。
序：在中国，若想了解一个地区历史的厚重程度，青铜器无疑是绝佳的见证。它们如同静默的史书，静静诉说着往昔的辉煌。在辽西的小县城喀左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便先后发掘出了无数精美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历经沧桑，跨越了西周到战国时期的漫长岁月，它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工艺精湛，丝毫不逊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辽西学者“白狼春秋”对这些青铜器的渊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它们背后的故事。现在，让我们一同欣赏这些青铜器的照片，并将“白狼春秋”的研究性论述奉上，感受它们所传递的古老韵味和历史沧桑。
喀左南公营子王爷府喀左县号称金鼎之地，享有金鼎郡美誉，只因上千年来发现过大量青铜器。换句话说，在过去的多年里，喀左县境内有大量青铜器被意外发现并流失民间，仅在史册上留下金鼎郡和金鼎之地的美名。
那么，这些青铜器是燕王喜北逃时沿途埋藏的？还是当地少数民族外迁时弃之不用的？本文尝试通过现有数据分析，给出较为合理的答案。
一、喀左境内青铜文化遗址分布现状按《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1］提供数据，截止年朝阳市总计发现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处，按遗址分布密度大小依次为建平县、双塔区、喀左县、龙城区、凌源市、北票市和朝阳县。其中，建平县共发现处，平均每6.96平方公里就有一处，数量和密度均居全市之首。
喀左县共发现21处，主要分布在大凌河及其各级支流两岸，几乎遍布所有乡镇，平均每9.70平方公里就有一处，数量排全市第五，密度排全市第三。其中，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81处，5万平方米以上的12处、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处。
在所有乡镇中，平房子镇遗址数量最多，共26处，合19万平方米；十二德堡乡遗址数量最少，共4处，合15万平方米，接近平房子镇遗址面积总和；东哨镇遗址总面积最大，共21处，合58万平方米，已是平房子镇遗址面积总和的三倍；单个遗址面积最大的是12万平方米，共2处，均在老爷庙镇境内。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曾经出土三批窖藏青铜器的平房子镇，即使在喀左境内其青铜时代遗址也不显赫。因此喀左县境内存有大量青铜器不是偶然现象，或与孤竹国都城有关。
另外，据《中国文物地图集》［2］记载，喀左县六官营子镇梅素裔村上滴答水屯东北1公里发现古铜矿遗址，年代分别为青铜时代、金代、元代，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有四个露天采矿坑，有圆形和方型，周边散布有碎矿石块。在一号坑内堆积层中出土有夏家店下层、上层文化的磨制石斧和夹砂灰褐、红褐陶片。器形有鬲、甗、罐、盆、钵和豆等，纹饰少数为绳纹，多数为素面。商末周初，矿石运输半径有限，因此喀左青铜时代古铜矿的发现，为本地具备制造青铜器能力提供了实物支撑。
（马厂沟窖藏位于喀左县海岛营子村，年出土。出土铜器16件。由于遗址破坏严重，铜器已无法完整复原。）
西周“史伐卣”拓片
西周“史伐”卣(年喀左马厂沟出土)
（马厂沟青铜器窖藏：现在对于窖藏青铜器的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为商周时侯国所在地，二是与周初封燕有关，三是认为辽西地区是商朝发祥地，青铜窖藏与大型祭祀典礼有关。）
二、喀左境内窖藏青铜器出土概况据记载，喀左县境内五地发现七批窖藏青铜器，含大城子镇一地一批，山嘴子镇一地一批，平房子镇两地三批，坤都营子乡一地两批。其中，大城子镇洞上村发现青铜器属于日本占领期间，无相关考古资料和实物展品。山嘴子镇海岛营子、平房子镇北洞、平房子镇山湾子、坤都营子镇小波汰沟发现的六批青铜器均为建国以后，种类有鼎、簋、甗、盂、罍、卣、壶、盘、尊等。大部分器形表现出西周初期青铜器的特征，间或也有商末的青铜器，如所出簋已有方座双耳。有的青铜器带有地方特征，如鸭形尊即为中原周器所未见。出土情况大致如下：
1、海岛营子村小转山子青铜器
根据原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发表的考古报告《热河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记载“马厂沟小转山子约平方公尺几乎到处都是灰土，随地都可以捡到陶片和碎石器，这批铜器就出土于山的北坡上”，以铜器痕迹断定是“生活的实用品”。
又据《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志》［4］记载：“山顶部有一处四周留有残存寨墙的早商到西周时的遗址，窖坑在遗址内”。
《中国文物地图集》显示，小转山青铜时代文化遗址［5］，遗址面积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属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旁有马厂东青铜时代文化遗址［6］，遗址面积平方米，文化层厚0.2米，也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
因此，海岛营子村出土的青铜器是小转山子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一部分。
2、北洞孤山子青铜器
根据北洞文物挖掘小组发表的考古报告《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7］记载“北洞村南弧山西山坡笔架山顶先后发现了两个窖藏铜器坑”，同时记载到“孤山附近的山坡和临河的平川地带分布有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且两个窖藏铜器坑回填土中出土的陶片“与山下遗址为同一类型”。一号坑是殷商末年铜器，二号坑是西周初年铜器，埋藏时间二号坑应为周初，一号坑早于或同时埋藏。
又据《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志》［8］记载：“器物排列有序，器口平齐，上盖一层小石板。经郭沫若、唐兰研究，认为属于祭祀性质，是诸侯祭山川的体现”。
《中国文物地图集》显示，北洞青铜时代文化遗址［9］，遗址面积4平方米，文化层厚0.2米，属于夏家店文化遗存。旁有北洞北青铜时代文化遗址［10］，遗址面积平方米，文化层厚0.25米，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因此，北洞村出土的青铜器是北洞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及周边遗址群的一部分。
商方鼎（喀左出土）
、山湾子村枣树台子青铜器
根据喀左县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发表的考古报告《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土殷周青铜器》［11］记载“山湾子铜器的时代，除个别器物如鱼尊，可能早到商代末期外，大部分为西周初期器，因而窖藏的年代也应在西周初期。这批铜器组合复杂，徽号不一，我们设想，它们或者是周初将战争中掠夺来的殷器分给下属的奴隶主贵族，因而形成这种现象。”，山湾子青铜器也属于“生活的实用品”。
山湾子青铜器窖藏山湾子青铜器窖藏位于喀左县平房子山湾子村大凌河东岸台地上，窖藏坑呈方圆形，长径约1.2米，出土铜器22件。这批铜器中有部分带有浓郁的北方民族风俗，如牛纹罍、窝纹罍、鱼尊等，推测有可能是当地铸造的。
西周雷乳纹簋（年出土于辽宁喀左窖藏）
雷乳纹，青铜器上较简单的纹饰之一。纹为起的乳突，卅成单行或方阵（四方连续形式）。另有一种，乳钉各置于余方格中，以雷纹作地纹，称为“斜方格乳钉纹”、“乳钉雷纹”。寓意百子千孙，多福争多寿，大富大贵。盛行于商周之际，乳钉突出较高，周初有呈柱状。
西周“蔡”簋
喀左山湾子青铜器窖藏青铜器（西周）
西周“伯矩”甗
西周饕餮纹甗
西周“叔尹”方鼎
西周提梁卣
《中国文物地图集》记载，山湾青铜时代文化遗址［12］，遗址面积7平方米，文化层厚1.0米，属于夏家店文化遗存。旁有山湾南青铜时代文化遗址［1］，遗址面积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
因此，山湾子村出土的青铜器应是山湾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及周边遗址群的一部分。
4、坤都营子村小波汰沟青铜器
小波汰沟青铜器尚无考古报告发表，《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志》［14］记载“出土地址在生产队牛圈内”，先后在同一地址出土两批青铜器。
喀左小波汰沟窖藏青铜器（西周）
西周早期“登屰”方彝（辽宁喀左县小波汰沟出土）
《中国文物地图集》显示，小波汰青铜时代文化遗址［15］，遗址面积5平方米，文化层厚不详，属于夏家店文化遗存。旁有波汰南青铜时代文化遗址［16］，遗址面积1.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属于夏家店文化遗存、波汰青铜时代文化遗址，遗址面积平方米，文化层厚0.1米，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
因此，小波汰沟村出土的青铜器应是小波汰西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及周边遗址群的一部分。
根据以上数据统计，喀左青铜器基本都出土在青铜文化遗址内或遗址边缘，且多数属于生活用品，仅少数用于祭祀山川。因此，基本可以断定，喀左青铜器均属于出土地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一部分。
三、喀左青铜器是路人埋藏，还是外迁遗弃？1、喀左青铜器组合特点
喀左青铜器制造时间基本断定为商朝末年和西周初年，个别可能是西周中期，甚至是西周晚期，如海岛营子出土的史伐卣和三足盘，但是绝对没有东周时期青铜器。
部分青铜器与中原地区文化相同，可能来源于远距离输送；部分青铜器则是喀左本地仿造或本地制造［17］，这得益于中原青铜技术的广泛传播和喀左本地青铜矿的发现开采，如海岛营子的鸭形尊、北洞的龙凤纹罍和带流钵形器、山湾子的盘状器等。
以喀左青铜器群为中心，对比克什克腾旗东土城子乡天宝同村、翁牛特旗梧桐花镇头牌子村、义县稍户营子镇花尔楼村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发现所见内涵高度近似，这种分布规律完全可以排除喀左青铜器群是偶然原因形成的［18］。
2、喀左青铜器物主特征
喀左青铜器以鼎、簋、甗等大型器物为主，不见觚、爵、觯等小型器具，且窖藏地点或在青铜时代遗址内，或在青铜时代遗址边缘。部分窖藏器物堆放凌乱，部分窖藏器物保持礼制。从窖藏顶部土层较浅、窖藏地点不避讳原住址等特点，可知物主并无藏宝企图，应属于暂时遗弃。
在窖藏过程中，以不规则石板围栏，覆盖石板和填埋石块等习俗，是草原地带的墓葬和窖藏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坚教授在《喀左同期群再分析》［19］中指出“喀左铜器群的文化归属推定已经越来越趋向土著说或者游牧民族说。”北洞文物挖掘小组也认为，“辽宁地区所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很可能就是当地丰下类型文化人们所铸造的”。
、燕王喜北逃埋藏说存疑
喀左境内确实有一条古道，是大凌河古道的一部分，大致走向为：从凌源市境内顺渗津河而下，在喀左县山嘴子镇海岛营子村北上，经平房子镇周杖子村、三台子村、黄道营子村，再转坤都营子乡小波汰沟村至大城子镇洞上村，最终从喀左县羊角沟镇出县境。此道沿途有海岛营子、小波汰沟、洞上等窖藏青铜器遗址，说是燕王喜北逃埋藏似乎也有道理，但是：
①时间不对：喀左青铜器制造时间公认为商末周初，故埋藏时间最晚在西周末年。燕王喜北逃时间是战国初年，中间至少隔着年的东周列国。
②藏品不对：喀左青铜器既有商朝末年，也有西周初年；既有生活用具，也有祭祀用品；既有中原制造，也有本土仿制。做为一国之君，燕王喜不可能使用年前的商末旧器，就算仓惶北逃也不至于顺手掠夺几十件本土青铜器就地埋藏。
③位置不对：已知出土的位置，或在青铜时代遗址内，或在青铜时代遗址旁，燕王喜不可能先派人跋山涉水地先考证到几处青铜时代遗址，再将从燕京携带或本地掠夺的青铜器分散埋藏在遗址内或遗址旁。
综上所述，喀左窖藏青铜器埋藏者是当地土著人，因故外迁暂时遗弃一些不便携带的生活用具和祭祀用品。这些青铜器既有来自中原地区的，也有本地仿造或者制造的，制造时间基本为殷商和西周。
参考文献：
1、国家文物局主编，年7月，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2、《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P52；
、李廷俭著，《文物参考资料》，年8月；
4、县志编卷委员会著，《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志》P；
5、《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P54；
6、《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P54；
7、北洞文物挖掘小组，《考古》，年12月；
8、县志编卷委员会著，《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志》P；
9、《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P；
10、《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P；
11、联合挖掘小组著，《文物》，年12月；
12、《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P；
1、《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P；
14、县志编卷委员会著，《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志》P；
15、《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P56；
16、《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P57；
17、《辽宁大凌河流域的殷周青铜器》，广川守著，《辽海文物学刊》，年11月；
18、陈坚著，《考古与文物》，年8月；
19、陈坚著，《考古与文物》，年8月。